
齐白石款“双寿富贵”四条屏
1864年1月1日(农历癸亥年一八六三年冬月二十二日),齐白石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名纯芝,字渭清,又字兰亭。27岁改名璜,字频生,别号白石山人,又号寄园。

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2]1955年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57年9月16日,在北京医院病逝。齐白石擅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淳厚朴实;书工篆隶,取法于秦汉碑版,行书饶古拙之趣,篆刻自成一家,善写诗文;代表作有《蛙声十里出山泉》《墨虾》《牧牛图》等,著有《白石诗草》《白石老人自述》等。

齐白石弟子中著名的有李苦禅、李可染、王雪涛、王漱石、王铸九等,三子齐子如、戏剧大师梅兰芳、评剧名家新凤霞也是他的弟子。

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而那热烈明快的色彩,墨与色的强烈对比,浑朴稚拙的造型和笔法,工与写的极端合成,平正见奇的构成,作为齐白石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觉形状,相对而言则是齐白石艺术的外在生命。

现实的情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形式,而这形式又强化了情感的表现,两者相互需求、相互生发、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齐白石的艺术生命,即齐白石艺术的总体风格。

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衰年变法,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工绝,兼及人物、山水,名重一时,与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以齐白石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最高峰。

篆刻初学丁敬、黄小松,后仿赵撝叔,并取法汉印;见《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篆法一变再变,印风雄奇恣肆,为近现代印风嬗变期代表人物。其书法广临碑帖,历宗何绍基、李北海、金冬心、郑板桥诸家,尤以篆、行书见长。诗不求工,无意唐宋,师法自然,书写性灵,别具一格。其画印书诗人称四绝。一生勤奋,砚耕不辍,自食其力,品行高洁,尤具民族气节。留下画作三万余幅、诗词三千余首、自述及齐白石文稿并手迹多卷。齐白石的作品以多种形式一再印制行世。

齐白石在绘画艺术上受陈师曾影响甚大,齐白石同时吸取吴昌硕之长。齐白石专长花鸟,笔酣墨饱,力健有锋。但画虫则一丝不苟,极为精细。齐白石还推崇徐渭、朱耷、石涛、金农。尤工虾蟹、蝉、蝶、鱼、鸟、水墨淋漓,洋溢着自然界生气勃勃的气息。

菊花是齐白石经常创作的题材之一,齐白石40岁后专攻花鸟画,梅、兰、竹、菊、松是他众多花卉中具有传统文化寓意的题材。在他的笔下,这些象征着中国传统文人操守的花卉,被赋予了质朴、平易的亲切感。齐白石一生画菊最多,不同的种类,形形色色,鲜艳多姿。60岁画菊,喜用颜色分出前后花朵的浓淡;70岁画菊,往往在花瓣中间掖上一点浓色,使菊花更显得娇艳灵动。

中国画四条屏就是以四幅为一组的画叫四条屏,中国画四条屏是中国画中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在特定而有限的空间中诠释山水、花鸟、人物等万物个性神情的美感。凭借画家对生活的原生态认知、理解,充满激情勾勒出和谐的旋律,寄情于神韵和形态,让观者品味赏真,入情入理,赏心悦目,使平凡的生活题材富于表现性的艺术魅力。

四条屏是4幅为一组的画。比如每一幅画代表春、夏、秋、冬,那这四幅画就可以组成四条屏。画是一种在二维平面上以手工方式临摹自然的艺术。画在中世纪的欧洲常被称作“猴子的艺术”,因为如同猴子喜欢模仿人类活动一样,画也是模仿场景,它有国画、油画、水粉画等多种类别,其中常常包含着艺术家强烈的思想感情。

条屏是中国画的一种流行幅式,与中堂、横披、扇面、斗方、手卷、镜心等其他幅式共同丰富了中国画的陈设与欣赏形式。其形式源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屏风,而山水条屏发展的关键时期则是在宋代,这与当时书画的繁荣、室内家具陈设的昌盛密不可分。

宋代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为普遍,形制有了更大进展,造型与装饰更为丰富。不但居室内陈设屏风,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家具旁附设小型屏风,而且连一些室外环境中也可以看到屏风的广泛使用。今天看来,宋代屏风以画屏最多,其题材非常广泛,包括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等。

画屏中又以山水花草画为最多,其缘由较多,北宋夭画家郭熙在其《林泉高致》中对此分析得较为透彻,他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几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处十无三四处,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为此佳处故也。”

更有意义的是,一种新颖的屏风形式——挂屏也在宋代出现。时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一记载:“挂画于厅事,标所献人名衔于其下。”这里的“挂画”就是一种挂屏,而且画上开始有了题款。就考古发现而言,河南洛阳亡B山宋墓壁画上就绘有挂屏,画的是花鸟题材,并且是长短、宽窄两两相配而挂。另外,其图像还可见于白沙宋墓壁画、河北宣化辽墓壁画、山西闻喜县金墓壁画。毋庸置疑,挂屏对于后来广泛出现的书画立轴、条屏、中堂等装裱与陈设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屏条一般为双数,少的为两条,多的可达四条、六条、八条、十二条、十六条之多,其中以四条屏的形式较为流行。山水四条屏以“四”为数,“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义丰富,譬如四季、四时、四方、四海、四德、四谛、四书等均与之相关。山水四条屏展示灵活,挂起来往往可占一个壁面,洋洋大观,颇有气势。所以宋代以后,发展至明清,其形式已十分成熟。譬如,大幅山水画可分段来画,分则为单条,合则为一体;春、夏、秋、冬更是山水四条屏的重要形式,许多画家乐此不疲;也流行将画风相近的4幅竖幅作品裱成四条屏,这种格式对作品的要求是统一有变化,并能首尾贯气,浑然一体。

齐白石四十岁(1902年)以前的画以工笔花卉为主,尤其画草虫早就传神。他在家一直养着纺织娘、蜜蜂、蝴蝶等草虫,还有其他小动物,时常注意它们的特点,仔细观察,直接进行写生。

齐白石善画草虫,他艺术道路上的贵人徐悲鸿曾评价,“写昆虫突过古人,其虾、蟹、雏鸡、芭蕉,以墨写者,俱体物精微,纯然独创。”齐白石曾说: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白石将工笔与写意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在历代画家的笔下,草虫仅是花草的点缀,而在齐白石的画中,草虫虽与真虫大小无异,却成为真正的主角与视觉中心。白石老人所画的草虫种类很多,常见到的有蝴蝶、蜜蜂、蜻蜓、蟋蟀、螳螂等,此外还有细腰峰、纺织娘、蚕、蝈蝈、飞蛾等。在画法上有粗笔,也有细笔。

尤其他的花鸟草虫画,以及虾蟹画,不仅独步当代,亦可谓前无古人,是唯齐白石始有的绝妙艺术。齐白石先生所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与大写意花卉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工笔的昆虫 ,画法极为精细,造型准确、姿态生动。同样是花鸟草虫画,有宋徽宗的花鸟草虫,有黄荃的、有徐熙的……自宋以来,历代不知有多少人画花鸟草虫;但是一直到齐白石,才让花鸟草虫生机蓬勃地活起来,彷佛不只主宰自已的生命,也成为人类生命现象的代言人。

齐白石的草虫,有工、写之分。通常工细者,先画草虫后补景;写意者,先画景后补草虫。而不管是工是写,齐白石都非常注重草虫的体态结构,反映了他极为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他画的草虫得其翻飞鸣跃之相,翻者折翅能见动作,飞者振羽如临风声,鸣者切股能闻音响,跃者挺身可视耀状。这种千姿百态的变化,反映了他深厚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造型基础。

在齐白石众多的绘画题材中,菜蔬类作品是最能触及老人思乡情结的一类,他将这些日常所见之物,寄予了深层精神内涵,超越了绘画的内容和形式。齐白石的作品之所以感人、雅俗共赏,是由于他对生活极端热爱,在作品中寄予了真情实感,这在菜蔬类作品中尤为突出。

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晚年也多以寿桃为题作画,桃子或画于篮中,或画于树上,造诣之深,技艺之妙,受人推崇。多采用“红花墨叶”的画法,先以没骨大写意法直接用洋红泼写硕大桃实,跃然纸上,艳而不俗,惹人喜爱。渗以少许柠檬黄,再以花青、赭墨写出叶子和枝干,后用浓墨勾勒叶筋,设色浓重。

艺术点评:
昆虫、花草本是细小微末之物,非大情大趣者不可洞察其美,白石老人,将虫儿、草儿画得如此精致,正说明其内心的童趣和天真,专气致柔,方能精益求精。蜻蜓的眼睛精准传神,翅膀轻盈透明,结构一丝不苟;螳螂形象逼真,正待捕蝉的动作惟妙惟肖。简单几笔墨道钩出,蟋蟀的形象就跃然纸上,尤其是大腿的肥健,触须的细长挺秀,不但逼真,而且更显出笔力来。画中,菊之红如脂染娇艳,花瓣淡染,花蕊深点,淡雅馥郁极见功力。中国有祝寿的传统,祝寿的文化,祝寿的艺术。松、柏、鹤、石、桃、灵芝等多种自然景物,都被视为长寿的象征。它们进入画面,成为祝寿画经久不衰的主题。齐白石爱画桃,求画者也喜欢请他画桃。围绕着硕大桃实的桃叶,相对细小,形态多变,它们分布在桃实前后左右,造成自然掩映;而且,桃叶是勾画的,在充分描绘其迎风摇动之意的同时,也表现出笔线本身的力度、变化和生意。这就化解了硕大桃实易于产生的呆板感,使画面变得生动活泼起来。竹篮用焦墨勾出,其凝重苍劲与桃实的鲜润娇艳形成有趣的对照,使整个作品看上去既单纯又丰富。这组四条屏将笔墨,造型,形式,内容,与意境很完美地结合,使画面充满神韵和诗意,画技精湛,纸张老旧。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文化艺术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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