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大家都知道，“钺”是十八般兵器中的一种，其形制似斧却比斧头大的多，使用时主要以砍劈为主，钺的刃部较宽大，呈弧形，两角微微上扬似新月一般，有长柄相连便于使用。其实在古代，钺不单单只是作为兵器来使用的，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变史。

      钺最早出现在石器时代，称为石钺，虽具备武器的特点，被用于战场之上，但在那时，石钺的主要用途却是被当作刑具，主要用于斩首或者腰斩这类大刑的。到了商朝时期，由于青铜器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便出现了青铜钺，此时的青铜钺仍然保留着石钺的外形特点，但质地更加坚韧，做工更加精良，并且青铜钺之上还出现了铭文记载和精美的纹饰刻画。然而，由于青铜钺形体笨重，不易把控，并且杀伤力远不如戈、刀、矛，因此钺这种武器便渐渐的脱离了战场，慢慢的发展成为了礼兵器。

       钺，在我们中国目前的史学研究中和考古学研究中都将其视为攻杀用的武器，最直接的说法就是斧头类的兵器，从来没有任何人、任何史册将其称为文明与思想的象征物！

       从目前我国出土发现的钺形器物来看，种类非常繁多，有青铜的、有玉制的、还有用宝石材料装饰的，很明显这些出土发现的钺形器物都不是实用器，而是作为某种象征物而存在的。

       青铜器的出现代表了人类告别了原始的石器社会开始进入了人类文明的重要阶段。青铜器的制造权被贵族垄断——制作维护等级的礼器，维护上层统治的兵器。在兵器中使用广泛且流传后世的有一种叫做钺。

      钺在古代有着几种不同的用途。首先，它是一种实用的作战兵器，《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即是以铜钺作为守护的武器。《殷本记》也说：“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逐伐桀。”可见钺应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王公贵族使用的武器。由此又引伸出钺的另一个用途，即权力的象征。只有王或军事首长才有权力使用铜钺，钺的大小与军权成正比。另外，钺还是一种刑具，《说文解字》：“钺，大斧也。”《国语·鲁语》载：“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韦昭注：“斧钺，军戮。”

侧面图

                                                   口部图

       在古代，凡是能够持铜钺者，都是能够主征伐之事的人，在殷墟出土的早期甲骨文字中， “王”字写法有的像斧钺之形，在后来的金文中，“王”字下面一横有的写作月牙形，正中像钺的刃口。两国交战，出征前国王会赏赐大臣青铜钺，这就意味着赋予了统军将帅至高无上的皇帝授权。把如此大的铜钺放在墓道里，也自然有宣示权力、威严的意思。

青铜钺是王权的象征物（历史追溯）

　　钺和斧经常被一起提及，而它们在外形上也确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钱耀鹏告诉记者，在古代，这二者确实属于同类武器。斧是最普通形态或基本形态，而钺是这个普通形态的扩大形式，以更为宽大的外形来彰显等级制度下的身份差异。

　　从文献记载来看，青铜钺大约最早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但目前考古发现的确切证据多属商代前期。在新石器时代，石钺和石斧曾是最主要的手持武器，并演化出具有礼仪性质的玉斧、玉钺。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等级制的日益复杂，青铜钺的礼仪属性进一步提升，而战场上的主要手持兵器则已更新换代为青铜戈。事实上，普通的士兵是不能使用青铜钺的。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青铜钺主要是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象征物而存在，它总是与王者如影随形。

　　钱耀鹏认为，斧钺和“王权”的关联，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作为一种进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钺的使用不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无畏的胆识和勇气。在近身肉搏战中，手持斧钺、骁勇异常的勇士，无疑会在捍卫集团利益的过程中获得所有成员的拥戴和推崇。这应该是青铜钺成为王权象征的现实基础。”

　　所以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战沙场总也少不了斧钺。如《说文》引《司马法》云：“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仗黄戉，右秉白髦。”《史记·殷本纪》亦曰：“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诗·商颂·长发》：“武王(成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

　　从王权象征物引申开去，青铜钺也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淮南子·兵略训》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将军时的具体情形：君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执斧，持头授将军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说明斧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乃是将军率军征战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进行朝政与礼仪活动，斧钺同样不可或缺。《逸周书·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说明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盟主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国事活动，王者身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

　　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天子的大驾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青铜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

　　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配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出现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为玉石质，可以佩戴，更适于朝政、出行等活动。”

　　王者也不敢越“斧钺制度”雷池一步

　　国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别。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体系中，诸侯王虽然拥有使用“青铜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什么样的青铜钺可以被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的身上，都大有讲究；而质地、大小、纹饰不同的青铜钺，也对应不同等级的使用者——这些被称之为“斧钺制度”的规范，必须被严格遵守，即便尊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说，青铜钺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而号令三军总要以军法相佐，青铜钺因此具有了执行军法的功能，并一度扩大到军法以外的刑法领域，成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词。作为刑具的青铜钺同样具有极高的尊严，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获得斧钺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制。文献记载中的斧钺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贵族或者官吏，诸如商纣及其嬖妾，还有苏武和赵充国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为历代天子所专用的“黄钺”，明显有别于各级贵族用钺。《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率军攻破殷都朝歌，“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旗”。显然，在周武王看来，拥有“天子”地位的商纣才有资格被黄钺砍头，而其嬖妾之刑只能使用质地不同的玄钺。

　　所谓“黄钺”，汉代学者解释为以黄金饰斧，非纯金制品；“玄钺”是纯铁所铸的可能性不大，它更可能是以合金方式铸造而成。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和北京平谷县刘家河遗址都曾出土过铁刃铜钺，其中所使用的铁经鉴定皆属陨铁制品。在人工冶铁技术发明之前，天然陨铁被赋予了宗教色彩，铜铁合成的斧钺也象征着使用者某种程度上的尊贵身份。

　　青铜钺的大小、纹饰也大有讲究，对应不同身份的使用者。商代盘龙城、苏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妇好墓所出青铜大钺，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虽然西周以来，青铜斧钺开始趋于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这一点文献记载甚为清楚。《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公与毕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钺仍有大小之别，说明斧钺的大小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

　　青铜斧钺，往往饰有神秘威严的纹饰，以显示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姑且不论传说中周王的钺要“以黄金饰斧”，就是传世或流散的青铜钺，不仅铸有各种不同的花纹，而且还镶嵌以绿松石等。西周时期的诸侯方国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态与装饰各不相同的异型钺，如耳形钺、人头钺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国(族)别，同时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青铜钺作为礼兵器的青铜钺一般是作为贵族成年男子的陪葬品使用，而钺的另一个用途就是作为代表权势的象征，君王往往用钺象征军师的指挥权，就像西方权力的象征“权杖”一样，在中国这种象征之物便是钺！钺在经过不断改良、精进之后，再一次以武器的身份重登历史舞台的时刻是唐宋时期，那时的战争形势所致，使得钺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步兵武器重回战场。因为那时的主要战争对象是北方民族彪悍的骑兵，钺的柄长，刃宽，对于骑兵和马匹有着意想不到的杀伤力，因此那时的钺是被作为重要武器出现在战场之上的。唐宋之后，钺又再一次的淡出战场，成为了特定场合祭祀用的物品！此青铜钺包浆醇厚，历史感很浓重，纹饰精美，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